就拿工部织染所来说，一把手织染大使也就正九品小官。他们手下有不少管理人才，而且陆陆续续开始失业，都不用王渊承诺收学生，给点银子便能弄过来当生产主任。

永乐年间，北京织染所定员近千，现在只剩下二百来人，一大堆失业的不知道该干嘛。

官方织染所衰败，主因并非官员贪污，而是跟不上商品结构转型。

明朝初年的棉纺业不发达，官方织染所主要制造丝织品。但到正德年间，棉纺品已经成为主流，养蚕农户纷纷改种棉花。官营项目又没法彻底改变，你总不能让皇帝、嫔妃和官员都改穿棉衣吧，于是织染所渐渐原材料缺乏，只能被迫不断缩减规模。

现在，大明的主要丝织基地在江南，其次是山西，再次是四川，然后是闽粤，最后是河南，北直隶已经没几个农户养蚕了。

不过北直隶的棉花种植却异常兴盛，可能是河北太冷的原因。河北、山东乃明中期头号棉花种植带，江南的很多棉纺织品，都需要从河北、山东采购原料。

直至后来海运走私兴起，江南的棉花种植面积才不断扩大，其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和欧洲客户。

王渊从户部和工部，一种招了五个佐吏，并将他们的儿子收为学生。

一个叫常兴，担任总掌柜，类似总经理；

一个叫李德隆，担任总监事，类似厂长兼车间主任；

一个叫费玉明，担任账房，类似财务总监；

一个叫陈贵，负责采买，类似采购部长；

还有一个叫陈春，负责销售。其实就是跟客商联络，都不用自己运输，客商会上门把货运走。

在时间上有些尴尬，距离棉花收获期，还足有三四个月，王渊的棉纱作坊找不到原材料，去年河北、山东的棉花早被江南商贾收走了。

那就先买地建厂，而且不建在北京。

一来北京的土地太贵，二来达官贵人太多，指不定今后闹什么幺蛾子。

王渊派那五个佐吏，前往天津卫考察，很快便选定了一块地皮。

那破地方人烟稀少，因为全是盐碱地，连卫所军官都懒得去霸占——正德年间，天津地区的盐碱化非常严重。直至万历年间，才有登莱巡抚汪应蛟治碱，组织军民囤淡水洗盐，竟让无法种庄稼的荒地，水田亩产四石以上。

选定地皮后，王渊其实可以请田，反正那里荒无人烟，直接让皇帝赏赐给他即可。但王渊没有贪图便宜，而是耗费一百两银子，向天津卫购买了五百亩荒地。

这五百亩地皮内，也有少量农户和渔民，王渊另外出钱让他们搬迁。愿意搬迁者，王渊帮他们落户；不愿搬迁者，暂时留下来也行，反正初期厂房面积很小，只占到地皮的一个零头。

从马匪身上抢来的钱，从战场上搞来的战利品，还有皇帝赏赐的银两，王渊现在富有得很，可以随便任他霍霍。

五个工厂干部成了工地负责人，先修可以容纳三百人工作的厂房，顺便修建简易的河边小码头，再整一片类似棚户区的住宅区域。

不怕地方偏僻招不到工人，现在北直隶遍地流民，朝廷正在为如何安置而苦恼呢。

王渊拜托杜瑾与宝朝珍，请他们出京拜见户部右侍郎王琼，顺便去工地那边查账防止贪污。

王琼负责整个北直隶的赈济工作，安抚流民也属于他的职责范围。听说王渊想要招收流民搞作坊，顿时一拍即合，直接扔给王渊六七百个，还把户籍问题都一并落实了。

这些流民大多拖家带口，女的可以招来做纺织工，男的可以搞搬运等体力活，拥有家庭还能减少闹事的可能。

修建厂房和码头期间，男的可以做修筑苦力，女人则负责浆洗煮饭。就是粮食消耗有点大，米价实在太贵了，至少得等夏粮收获之后才能降下去。

厂子虽然偏僻，交通却很便利。

向西沿河可至天津卫，走大运河南北皆通；向东沿河直接入海，今后若能开海，非常方便进行海洋贸易。

原材料采购更简单，河北、山东属于头号产棉区，负责采购的陈贵已经开始下单了。必须提前高价下单，否则到时候很难买到，毕竟他们是刚刚冒出来的棉纺商，而且河北、山东又遭受兵灾——今年的棉花产量必然锐减，而且收购价格成倍上升。

天津的厂子还没修完，前线便传来喜讯，似乎在庆祝王渊从事商业活动。

刘六刘七起义被彻底平息，贼寇主力已经全部消灭，只剩下零星贼寇还在肆虐地方。这比历史上要早得多，王渊居功至伟，毕竟他干掉了几根硬骨头。

贼寇既除，生意自然更好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