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，五经中举的那些家伙，纯属以量取胜。每篇文章都写得一般，但只要把五经题全部答完，二十三篇八股往那一扔，百分之百能够中举——文章写得再马虎，也必须通晓五经才行。

而金罍作文精益求精，不愿写垃圾文章，自然不可能一天之内整出二十三篇八股。

李应砍断了桂树枝丫，自知理亏，见金罍不说话，他也气呼呼坐下发呆。

“唉，等着放榜吧。”越榛拍拍李应的肩膀。

……

士子们的热闹在放榜，考官们的热闹则在填榜。

放榜前一天，帘内官拆号写榜。

除两位主考官外，批改卷子的房间有十六个，每房都有房官。他们把各自认为很好的卷子，从优到劣推荐给主考官，主考官只需看前面几十个卷子即可，反正把举人名额看满就行了。

谁若是考中举人，这些推荐卷子的房官，便是那个考生的“房师”，鹿鸣宴上必须拜见“房师”并给红包。

“第五名，金齿卫生员何兴！”

唱名出来，一个房官立即起身，大笑道：“这是我推荐的卷子！”

也即是说，此人是第五名的房师，又有面子又能拿红包。

“恭喜恭喜！”其他房官立即道贺。

必须从第五名，反着写到第一名，而且第一至第五名，其所治本经必然不一样！

王渊的本经是《礼记》，如果被选为第一，那么其他治《礼记》的贵州士子，就不可能排进前五，文章写得再好也只能排第六。

这叫五经魁，一经一魁。

第一名必为主考官所点，第二名必为副主考所点。

剩下的第三至第十八名，分别由十六位房官推荐。若有房官推荐的考卷，被主考官选中好几个，那他必须把多余的分出来，不能一个人拿好几份红包。

成功推荐五经魁的房官，每人面前插一根红烛，嘴巴都能笑歪，这是最荣耀的事情。

他们可以出去吹牛逼说：“这届乡试的《诗经》魁，正是我推荐的！”

第二名的房官则说：“你这算什么？这届乡试的亚魁是我推荐的！”

第一名的房官大笑：“你们都是渣渣，我推荐的乃是五经魁！”

嗯，第一名不提本经名字，直接被称为“五经魁”，同时也是“解元”。

前五名填榜完毕，顿时就喧闹起来，吏员们开始争抢那五只红烛。据闻，把代表五经魁的红烛拿回家，可以让子孙沾到魁星气运。

这个例行节目，叫做“闹五魁”。

在云南闹五魁很划算，因为还有贵州的五魁，整整十只红烛可以抢。

文澍与王阳明聊天时，曾经听过王渊的名字。当贵州第一名唱名之后，文澍恍然大悟，自言自语的笑起来：“居然是王伯安的弟子，难怪有如此才学。”

“橘安先生认识此人？”邹教授好奇道。

文澍笑着说：“一个忘年交的爱徒，他把弟子吹上了天，今日才发现所言不虚。”

邹教授问：“有何神异之处？”

“这个叫王渊的生员，写过三首诗词。”文澍当即提笔，在一张多余的榜纸上，把王渊抄袭的三首诗词全部写出。

众阅卷官啧啧称奇，大呼神童，皆言今年的贵州解元名副其实。

是的，王渊第一名，毫无悬念。

这得多亏他穿越对了时代，正德年间的文官相对要脸，越到后面就越不要脸！

至崇祯年间，文官不要脸到了极致。

他们在阅卷的时候，许多干脆只看破题。一张卷子扫一眼，开头两句写得普通，后面写出花来都无法录取，因为阅卷官根本不看后面。

这种还算好的，更甚者故意打压才子。

比如崇祯朝的山西提学使李连芳，他在当地主持科试的时候，故意不录山西最有名的才子郭鹏宵，导致郭鹏宵连参加乡试的资格都没有。

郭鹏宵气得不轻，连忙找关系进国子监，通过这层身份参加乡试，结果连续高中举人和进士。

还有一个叫毕振姬的士子，也被李连芳打压，拿不到参加乡试的资格。毕振姬干脆冒籍去别省考试，一下子考中那个省的第一名！

崇祯朝的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内阁次辅——徐光启，这位牛人整整考了五次乡试都不中。

并非学问太差，而是负责阅卷的房官们，完全是徇私舞弊胡乱推荐！

徐光启第六次参加乡试，主考官是大儒焦肱。焦肱发现房官推荐的卷子全是渣渣，就跑去翻看那些没被推荐的答卷，读到徐光启的试卷当即拍案：“此名士大儒无疑也！”

瞧瞧，直接被主考官赞为“名士大儒”，可见徐光启的文章有多厉害，就此从名落孙山变成乡试第一。

王渊若是重生到崇祯朝，估计试卷答得越好，就越不能中举，干脆提刀造反算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