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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生平
张献忠
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年)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(古称柳树涧堡),《明史》称他与李自成同年生,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,成人后参军,曾当过延安府捕快,因事革职,便至延绥镇从军。因犯法当斩,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,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,重打一百军棍除名,从此便流落乡间。
明崇祯三年(1630年),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起义,自号八大王,一作西营八大王。次年,参加王自用联军,为三十六营之一。他英勇善战,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。王嘉胤死后,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,高迎祥称闯王,张献忠、李自成号闯将,崇祯八年(1635年)参与荥阳之会,议决进取,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。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,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,李自成攻黄河流域。
崇祯十年(1637年),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,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,本人也受伤,政治上发生动摇。次年正月,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(今属湖北省谷城县)受朝庭招安授予副将。驻地王家河,易名太平镇,以示休兵。张献忠被招安,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,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,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,保持自主权。
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张献忠因对官府**官僚无止境的索贿、敲诈、对自己的刁难、不信任已感不满,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,五月初九采用“避实捣虚”“以走致辞敌”的有效战术,重举反明的大旗。以走制敌,转战四川境,使明军疲于奔命。十四年,大败明军于开县黄陵城,长驱出川,破襄阳,杀襄王朱翊铭,进破光州等地。明督师杨嗣昌因追剿失败,忧惧交加,旧病复发,在沙市去世。
崇祯十六年据武昌,称大西王。不久克长沙,宣布免征三年钱粮,从者愈众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8月9日攻破成都,巡府龙文光,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,其他官员当了俘虏。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,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、县,在成都,张献忠先号称秦王,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,改元大顺。建立健全制度,后称帝,以成都为西京,8月16日登基皇位。
清顺治三年(1646年),局势越来越紧张。当部队到达川北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坡时,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与清朝亲王豪格相遇,两军激战之中,张献忠中箭身亡。
高举义旗
天启末年,陕西全境灾荒不断。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,禾苗枯焦,饿殍遍野。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,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,粮食产量随之下降,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,粮价开始节节攀升,与之相对应的是,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,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,赈济成为空谈,而没有了赈济,农民无法生活下去,最终只有铤而走险,起来造反。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,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。最初,有府谷的王嘉胤、王自用起义,他们占领了黄龙山。接着宜川王左挂、安寨高迎祥、洛川张存孟、延川王和尚、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,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。不久,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义军。
崇祯三年(1630),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。他自号“八大王”。由于他“身长瘦而面微黄,须一尺六寸,僄劲果侠,军中称为‘黄虎’”。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,后自成一军。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,又受过军事训练,为人多智谋,果敢勇猛,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,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。从此,张献忠随着义军,转战于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四川等地,屡立战功。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,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。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崇祯六年(1633)冬,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,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。
崇祯七年(1634),张献忠入川,攻陷夔州(今重庆奉节),进围太平,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,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”白杆兵”威名,苍惶逃走,秦良玉率军追击,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,打败张献忠,使之退走湖广。
崇祯八年(1635),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。为了冲出包围圈,十三家义军首领,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。商讨结果,决定分兵出击,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。会后,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,向东挺进。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。他的部队作战勇猛,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,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。
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,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。不到半天工夫,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,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,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,并当着百姓的面,历数他的罪行后,处以死刑。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,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,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,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,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(又名皇觉寺),然后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。
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,崇祯帝得知消息后,立即穿上丧服,跑到太庙,跪在祖宗的牌位之下放声大哭;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,表示哀悼。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,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,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。尽管如此严厉,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纵横驰骋和进攻。
张献忠攻下凤阳后,又挥师南下,接连攻克庐州(今安徽合肥)、安庆、和州、滁州,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,一路所向披靡。后来又回师向西,经英山、霍山,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。接着,从湖北进入河南,又进入陕西,由商雒打回关中。张献忠转战千里,忽东忽西,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,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。张献忠回到关中后,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。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,洪承畴手下的大将,如艾万年、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,官军损失惨重。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。
暂受招抚
崇祯九年(1636)初,义军部队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,在河南会合时,常连营百里,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。九月,闯王高迎祥不幸遇伏被俘,壮烈牺牲。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,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。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、豫、皖时,多次打败官军。“入河南袭破许州,杀左良玉兄”,获物资巨万。三月,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。但是,由于义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,每部各自为战,崇祯十一年(1638)春,各路义军均连遭挫折。特别是崇祯十年(1637)四月,明朝兵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“四正”、“六隅”、“十面张网”的围剿战略,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,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,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。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,本人也受了伤,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,遂带部队退居谷城(今属湖北)。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,为了保存实力,张献忠在谷城、罗汝才在郧阳,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“招抚”。受“招抚”后,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,不接受官衔,保持了独立性。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,分四营,各设一员大将率领。在休整期间,集草屯粮,打造军器,招兵买马,训练士卒。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《孙子兵法》,并结合战例,总结经验和教训,等待时机东山再起。
东山再起
崇祯十二年(1639)五月,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。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,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,拆毁城垣,劫库纵囚。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、徐起祚被迫投降。张献忠离开谷城时,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、数字和时间,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,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。
张献忠再起时,罗汝才、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,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。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,经湖北郧、均地区进入河南。农民起义的烽火,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。
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,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。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,张网布阵,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,引诱官军入山,伏兵围攻,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,罗岱被活捉,左良玉丢盔弃甲,伏鞍而逃,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。崇祯帝一怒之下,撤了熊文灿的职,并予逮杀;左良玉降三级,带罪随军立功。接着,改派大学士、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,总督以下并听节制,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。
杨嗣昌一到襄阳,就抛出他策划的“四正”、“六隅”、“十面张网”的战略。会师十万,并檄河南、四川、陕西、郧阳诸抚镇将领,分扼冲要,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。起初,张献忠不了解情况,接连失利,非常被动。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,他说服罗汝才,两军联合,加强了义军的力量。义军“以走制敌”、“避实击虚”、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。同时,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,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,四处探听消息。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,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。因此,能及时掌握敌情,迅速采取军事行动,打得官军措手不及。然后迅速转移,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,难以追击。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,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。但是,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,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。为此,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,跳出圈外去作战,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。
入川作战
崇祯十三年(1640)闰正月,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,率部突入四川。入川途中,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,伤亡惨重。接着又受到湖广军、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,义军连受重创,退居兴安归州山中,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,义军陷于困境。为此,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,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,说:“献忠在,故公见重。公所部多杀掠,而阁部猜且专。无献忠,即公灭不久矣。”左良玉斗志松懈,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,在山民的帮助下,走出兴安,与罗汝才等部会合。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,集中兵力,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(今四川开江)。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,官军一触即溃。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,顺利地进入了四川。义军的入川,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,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。杨嗣昌刚愎自用,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、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、川、陕三省交界地区,胜利在握了。但实际上是“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,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”。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,而采取“以走制敌”的策略,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,快速流动,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,腹背受敌,疲于奔命。
崇祯十三年十二月,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,就采用“招抚”办法,妄图分化瓦解。他宣布赦免罗汝才罪,归降者授以官职,唯不赦张献忠,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,封侯爵。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“有能斩督师来献者,赏银三钱”的布告。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,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,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。
崇祯十四年(1641)正月,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。这时,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,左部参将刘士杰、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,义军以逸待劳,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。左良玉逃走,刘士杰、郭开力被击毙,官军将士死伤过半,义军获得全胜。
兵指鄂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