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这一点，后人现在其实无需什么内幕就可以推断出来。因为共和国“无法无天”的开国者们既然敢于收回租界，甚至在长江上向英**舰开炮，他们当然不会在乎再多个香港。将香港留下来，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之步骤。

其目的，大约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和西方‘交’流的“通道”，同时也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留有一个能够‘私’下里直接沟通的“桥梁”。

另一个“澳‘门’”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，或者是当作了一个“备份”。

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。

“乒乓外‘交’”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，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‘交’关系，却可以通过“第三方”的香港进入内地。

而两岸之间‘私’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，更足以给人以想象。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‘露’，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，表面上斗归斗，‘私’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，“盘根错节”。

香港的这种“通道”或“桥梁”角‘色’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‘交’易会、即著名的广‘交’会上。一般来讲，这种大型的对外贸易‘交’易会本应该放到既是海运中心、内陆‘交’通也更便利、当时实际上还是全国制造业中心的上海，却将它落户到了广州，显然不是心血来‘潮’之举，而是要对当初在棋盘上落的子加以利用。

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香港在“亚洲四小龙”时期的经济起飞，而且也当然不能否认香港当地众人的努力。只不过还应该看到，香港的繁荣是与这个“通道”或者“桥梁”的角‘色’绝对分不开的。

会不会有后人来问：香港在这一时期从共和国的转口贸易中得到多少利呢？

无论如何，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有了长足发展，以至于“亚洲四小龙”差点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某种神话。

当共和国实行了改革、开放政策后，由于“通道”或者“桥梁”的角‘色’，它更取得中国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，在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达到了顶峰，整个华南地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之有关，而且其影响力还扩大到了更深远的内地。

恐怕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“港商”记忆犹新。

但理‘性’的讲，香港的这种中心地位很快就开始弱化。原因仍然与它所扮演的“角‘色’”有关。

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，在“贸易”或“‘交’往”中，如果开始的时候因陌生，双方还需要一个“中介”，那么一旦熟悉了，这个中间环节必然会被双方跳过。

更何况共和国后来施行的是全面开放政策，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，如邮件、视频等等愈发加速了这种进程。

如果能回看历史更远点，甚至都还可以说，当中美在七十年代开始重新‘交’往时起，这种趋势就已经预定了：上海注定要回归它本来的角‘色’和地位。

香港其实是幸运的，因为随后它就遇到了九十年代末西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，只不过这时候它已“回归”，能够得到中央政fu的扶持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东亚之国的领地，它的好与坏、繁荣与衰落与这个东亚之国又有何关系？

香港前段时间很热闹，但这种“热闹”，不仅失去了“人和”，而且不知道是否预示着另一个历史的回归。

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、还是从人口、地理等因素来看，中国南部的中心本应该为广州。但由于种种因素，广州的这个中心地位至少于经济上，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里被香港所取代。

据说当初还曾经有过香港－深圳大特区的想法，后因香港方面担心内地人的涌入，就此反对，此议作罢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有着如此狭隘想法的香港，是担不了这个东亚之国南部中心重任的。

相反，从外人来看，要想突破香港环境、空间上限制、发展的困局，就只能更多地融入到珠三角大经济圈当中去，而不是排斥。

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句话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

当“天时”不再被独享，“地利”也已不明显，假如再失去“人和”，那么，某种历史的“回归”恐怕就未必不会成为必然了。

香港的某些人似乎颇以能认、能写、还在使用繁体字为荣，且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，但在个人看法中,不说这个能认、能写繁体字的内地有很多，更关键的是,真的懂得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的‘精’髓了吗？

最后说一句，所谓特区的政fu，完全可以视之为对唐、宋“羁縻州”制度的一种现代灵活运用。</dv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