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宗室的任用上面，大宋过去的规矩是：宗室经考试可以为官，但不可于朝中任实权高职。南渡之后，高宗赵构更明确将其定为不可为相。

如果不是当年行朝将行在设在琼州，在很多事情上要仰仗赵与珞这个当地的父母官，他是不可能得到被称为“计相”的户部尚书职位的。

陆秀夫就非常清楚，即便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朝中也不是没人以祖宗的规矩提出过异议。

也许此刻他们全都想到了另外一个人，赵汝愚。

在整个宋代，宗室中只有一人破了例，他就是历经孝宗、光宗、宁宗三朝，在关键的时候鼎持宁宗为皇帝、并曾经为相的赵汝愚。但赵汝愚的结局很不怎么样。

从深一点的角度讲，其实陆秀夫眼下的心情远比赵与珞要更复杂。因为他既对赵与珞存在有些同情，可在内心里又不能说陛下做的不对。

他非常明白，自从陛下推出国债和宝行之措以后，户部所掌的权力，实已比过去不知道大了多少。因为户部现在掌管的已不仅仅是朝廷之财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之财。

陛下当初关于国债和宝行的说辞、尤其是宝行，早已说明了这点。

所以，以今日之赵与珞，他所掌的权力已经到了不能不“分”，也不能不“限”的程度；所以，在强化朝廷理财的名目下，陛下才要首先拿户部来开刀。

而这，不仅是帝国的分权传统所要求，更牵涉到大宋宗室中的某些规矩，他就真的难以说什么了。

陆秀夫并不愚，宋瑞明白的事，并不是说他陆秀夫就不明白。

他好学生口口声声的“文武分途”，其实质是什么？还是文武分权。

事实上，尽管身为朝廷首席大臣兼帝师，且陛下也曾有过他可以过问军情的旨意，但他和宋瑞刻意不参与朝政一样，如果不是什么重大之事，他同样也在尽量回避。

他知道，本朝太祖立国后曾定有一个规矩：掌管朝政的大臣与掌管枢密院的长官入朝奏事，要分先后，彼此不通消息。

这个惯例的打破，是从仁宗朝宰相兼任枢密使才开始。

他的好学生虽然任命他为丞相，并将处理朝政的大权交给了他，甚至连“参知政事”这样的副相都已不再设立，可这个“英睿的太祖之后”，并没有让他兼枢密使，显然并不是想让他太过问兵部之事。

面对如此“阴睿之主”，即使有着师生之谊的陆秀夫，他也是不能不谨慎的。

况且以大宋的政治氛围，假如他四处插手、过于揽权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就会有人像当年的陈宜中等人那样，上书弹劾他，给他安上一个“权臣”之名。而“权臣”，实已离另一个世人口中的“奸臣”并不远了。

陆秀夫是不愿意被世人称之为“权臣”的，更不要说是“奸臣”了。

但是，无论是陆秀夫、还是赵与珞，他们都没能准确理解帝国陛下的本意。

东是不会刻意为了分权而分权的，因为作为一个后世之人，他所注重的，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历史趋势。

在他自己的看法中，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总体趋势，是后世国家在行政权力上比过去更分散、更细化的最重要原因。而中国古代官制的变化，恰恰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最好说明。

自隋、唐以来，除了过去的“三公九卿”已演变为“三省六部”，在“三省六部”之下，朝廷还有着分掌不同职责的“二十四司”。

这种变化，不仅是因社会上分工的扩大，导致朝廷在管理上需要更细化，而且其本身，就是一种权力的分散。

如果对比后世，古代六个部就基本上将朝廷的事都担了起来，后世却没有几个国家政府仅有六个部，就是不以这个东亚之国为例，人们也总不能说后世的国外政府构成，还不如中古时代吧？

换句话说，中国古代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，就是因为它有着比其它地方更细致、更合理的政府分工。

所以他认为，在未来的大宋朝廷架构上，所谓的“部”和“司”，该增加的要增加，该裁减的也应裁减。关键的关键，是要在适应社会分工的条件下，职责明确，避免重叠和出现所谓的相互推诿。那样，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，更是政府机构变得不必要庞大的重要原因。

而为了分权而分权，正是宋代官职紊乱、在“冗兵”之外，还出现了“冗官”弊病的重要原因。

他以户部来开刀，原因也正在此。

因为这个时代的户部，实际上兼具了后世民政部和财政部等部门的职能。它之所以如此设立，是由于过去“丁税”的存在，使得朝廷在税收上就必须与民户挂钩。而当朝廷已经取消了所谓的“丁税”之后，东认为就应该使朝廷的民事和财政两者之间脱离。

他真正的目的，是要对老赵的财部进行一次也许是王安石未能完成的升级。

从时代的特点来讲，东也是一个另类，这就是他以后的某些行为，让这时代所有的人觉得有些惊世骇俗的原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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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省六部二十四司

三省：尚书省，门下省，中书省。

六部：吏部，兵部，刑部，户部，礼部，工部。

二十四司则是：

吏部：吏部、司封、司勋、考功。

户部：户部、度支、金部、仓部。

礼部：礼部、祀部、主客、膳部。

兵部：兵部、职方、驾部、库部。

刑部：刑部、都官、比部、司门。

工部：工部、屯田、虞部、水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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