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的国子监，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为官宦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，它的生员可以直接参加省试，后来才允许部分京城本地和外地的学子到里面读书。

至于整个帝国的教育框架，是在神宗年间，通过王安石的“三舍法”完成的，即太学置外舍生二千人，内舍生三百人，上舍生百人（这个人数虽有变动，但基本固定）。

太学里的学生每年都有很多考试，通过年终大考，成绩优异者，外舍生可以升为内舍生，内舍生升为上舍生。

王安石的“三舍法”最重要的部分就是，太学的上舍上等生，朝廷直接授官，上舍中等，直接参加殿试，下等，参加省试。

随后，这个三舍法又扩展到州县学校，除选拔方式相同外，并且再规定，每年“州立”学校送上舍生一人、内舍生二人进太学（这又称贡举）。州上舍生进太学的内舍，内舍生进太学的外舍。

县里面的学校，则学生通过考试再进入州学校。而每县的学生数额，“大县五十人，中县四十人，小县三十人。”

州、县学校里的学生，学习费用由官府承担，在宋代，这又称之为“养士费”。

到了宋徽宗即位后，朝廷干脆规定科举考试取消，各州每三年送学生进太学，直接用三舍法选官，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有二十年。但后来宋徽宗最终还是恢复了正常的科举，而且一并取消了州、县的三舍法，仅在太学予以了保留。这个整体的制度，一直延续到了南宋。

（罗嗦了点，兄弟们见谅。）

如果仅从体系上看，帝国的教育体制是相当完备的，并且宋代不愧为最重文的朝代，早就施行了一定程度的义务教育制，为天下的学子免去了学习费用。

东当初建学校、并提供免费教育的提议，之所以能在朝堂上顺利的通过，其实这都是帝国的传统所决定的。

但后人也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，因为通过历史的资料，我们是不能断言宋代的教育已经到了非常普及的程度。一个县学只有三、五十个学生，在后世你也就一个班的人数，这就说明有很多的孩子没能上学。

对此可以佐证的是，在科举制度更完备的明清两朝，天下的读书人，童生、秀才、举人、贡士、进士，如果以功名起步的秀才计，基本上维持在约五十万人，而如果把童生算在内，则也仅仅以百万计。与天下已上亿的人口来比较，这个比率其实是非常低的。

事实上，在我们的帝国历史上，为教育做出非常大贡献的，是作为官方教育的补充、许多人都听说过的“私塾”，也就是民间的私人教育体系。它是由落第的秀才，以及退休的官员等人所办。而它的祖师爷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。

中国文化的传承，私塾的作用很大，孔夫子更功不可没。帝国科举考试中的平民人才，实际上有很多人的启蒙阶段，都是由它们来完成的。

可是，私塾毕竟只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补充，并不能够解决全社会的教育问题，分布不均不说，水平还有差异。

东认为，宋代的教育制度，与后世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。就是由于有科举的因素在里面，它施行的其实是县、州、太学的三级淘汰制。而后世义务教育的实质，更准确地说，它是合格制。

东的野心非常非常大，在这个废才的内心里，他一是想在宋代原有的教育体系基础上，建立一个县学（小学）、郡学（中学）到太学（大学）的三级国民教育体系。并且他自我评估还认为，这并非不可能，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口并不多。而他为此所定的第一步，就是从孩子做起，让行朝的所有孩子都入学。

他已经在琼州和流求设立了学校，但他认为，这只是开始。这个时代学习文化知识的难度很大，不把汉字注音、字典、标点符号弄出来，他的计划就难以实施下去。只有具备了这些学习工具，才能真正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。

其次，他更准备在条件具备的时候，适当地改造一下科举制。后世的人都知道，科举制有弊病。但从选拔人才的角度上讲，以考试为标准，依然是最佳选择，因为你找不出一个普遍意义上更公平的制度。

东的计划，严格意义上讲，其实就是：放弃三级淘汰制，改为采用后世的小学、中学的两级合格制，只有在进入最高一级学府――太学时，实行淘汰制。

但要做到这些，教学的标准化就成为必须。没有标准，你又如何能实行合格制？如此，设定一些教学和学习的目标，编写必要的“全国性的统编教材”，就成为预先一定要完成的工作。

东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他在这个时代不仅有着完备的资料，而且还有着杰出的人才。只不过真要达到目的，他还需要无耻地忽悠一下国学院的夫子们。

望着帝国的“书痴”谢大侠，帝国陛下的脸上，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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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书友们交代一下：

这本书作为尝试，其实写的有很多缺陷，兄弟们关注，在下十分汗颜。

这部书暂定为四部，不会太长，虽然没必要信誓旦旦到“为人一诺，理当千金”的程度，但在下还是能保证：不会太监，尽量在明年底写完。

在下不好意思的是，本来没准备这样写，但写着写着，就写成这样，也只好顺下去了，所以慢了点。兄弟们见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