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，在太武帝后，除了京师有太学外，逐步开始尝试在全国各地建立学校。这一举措极得人心，为汉人广为称赞。

冯太后临朝称制，顺利开局。她更是着眼长远，要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，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。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，直接受到地方上官员的领导，朝廷拨给的饷银，极容易成为贪腐官员的目标。她深知国家治理好坏，关键在吏治是否清明，官学的顺利建设，也离开不开清明的吏治。

因此冯太后决心给大魏朝文武百官树立做官的榜样，她心中的最佳人选，当然非高允莫属。当年她初为太后，禁宫养伤之时，就和献文帝拓跋弘率百官亲登高府府弟，让百官目赌身为朝廷重臣的高允是如何清贫廉洁。为此，太后还亲口称高允为‘令公’，献文帝更是降诏树高允为‘百官楷模。

在乙浑被诛后，一起在暗中起到稳定朝政的高允得到了冯太后的高度称赞，当着文武百官之面，“引允禁中，参决大策”。

冯太后起用高允，是经过充分深思熟虑的，因为她认为，树高允为榜样，不会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争议。这是因为高允有三个突出的优点：

高允第一优点是正直不阿：历代皇帝认为，当臣子的，除了才能外，最重要的品格是坚持真理。高允敢于坚持真理，敢于纠正皇帝的错误。

当年司徒崔浩召集编写《国记》，要记载北魏龙兴大鲜卑山的前身，有哪些政绩，然后道武帝，明元帝等有哪些功绩，奉太武帝拓跋焘之命，统统要俱实载入史册。这项宏大的工程需要有许多人才的参与，太武帝除了任命崔浩总负责外，还给司徒崔浩准备了两个副手，其一就是高允。

太武帝向司徒崔浩和他的副手、属下交代修国史这事的重大意义，特别强调，“务从实录”。修国史要尊重事实，这既然是皇上口谕，所有参与修史的人都极为重视。

一时之间，文人皆以参与国史修建为荣。其中有谄媚官员讨好司徒崔浩说，皇上这么重视国书，就是大魏国的历史，要让百姓官民都学习，因此就建议“请立石铭，刊载国书，并勒所注五经，浩赞成之。”

有时涉及到经典的文字，要做注释，这些一块都刻上，让大家来阅读。这是传播的好方法。好大喜功的崔浩一听之下，没作多想，极为赞成。当时的太子拓跋晃也觉得这个主意极为不错，便与司徒崔浩一起上奏太武帝。太武帝虽然英明睿智，却也好大喜功，听得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之言，龙心大悦，欣然同意。

因此修国史之事一边写一边定稿，同时也召集工匠刻于石碑之上。当时从京城的东门外三里处，找了一块地方，这些石碑总共有每边长130步，大体上相当于100米，少说有几百碑。由于石碑立在一条大路边上，来往的人多，大家看这是大魏国的历史，都甚为关心，广为流传。